作者:杨善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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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里说,(顏清文)以过来人的身份指出,「我能顺利念完法律,事实上是知识的问题,而不是语文的问题。当然,基本的语文要掌握,但知识也很重要。」(页80)

本来就是这样嘛,语文怎么会是问题呢?要是如此,日本本土製造的学者,接二连三排队夺下诺贝尔大奖,反映了什么?顏清文律师说得没错,追究到底,一切还是仰赖脑力主导。脑力不行,怎么可能顺利完成法律的课程?

可惜,这个社会,从民族企业到民族教育,恐怕都是骗人的。两岸的百姓还是崇洋,如是我闻,乃至堂堂正正的中文系教授,出口洋话,公文所书,也是英文为主。

心之所向既然如此,他们的子女,最终接受的教育选择,自然也就可想而知。

嚮往外国教育

家有恆產,读的自是国际学校;一旦出国,所报读博士的课程,必是诸如前董总主席叶新田的Kensington名校。

但是,一个人的学歷,和他的英文程度,当然没有必然的关係。恰好相反,纵然摆明说是海外深造的博士,立论的逻辑,往往也不过如此;指控的凭借,亦是这般:既不曾提出確凿的佐证,反倒还要当事人反证自己所言属虚。这是什么道理呢?

诸如此类,罄竹难书。去年《商业週刊》第1421期书摘梁展嘉的《干嘛羡慕新加坡》(台北:时报;2015)所引的应徵经验谈,当是一面明亮的镜子,佐证迷恋英文的无孔不入,以及到了这个地步:

「有两位高层接见我,谈了半个小时,他们(的)態度不算很熟络,听起来比较像是收容台湾来的『难民』,最后主动给我开了一个价格,月薪两千新元。」(页133)

当中的蹊蹺,毕竟何在呢?书摘隨后所言,明明白白:「过了几个月后,我才突然明白了,那天坏就坏在我一开口说的是中文,不是英文,结果他们以为我只能讲中文。」

会英语待遇大不同

是的,作者所言,当非虚言:「在新加坡,只能讲中文的员工得到『折扣价』是眾所皆知的事情。」吸取了这个教训,隨后的第二场应徵,梁展嘉「抱定主意,打死也不说中文字」,这一回,场面显然大不一样了:

「第二次接见我的是上回补我一枪的高层,土木经理陈先生。他本来又要和我讲中文,但因为我抵死不从,坚决只说英文,他的肢体动作和脸部表情跟上回完全不一样……谈到最后,他问我希望月薪多少?」

此一时,彼一时了:之前是「主动开了一个价格」,现在是请问待价。关键所在,显然是在英语。

作者体会当时的行情有变,也不客气了:「我要新加坡幣二千六百元。」嗯,对照之下,当可觉察华文至少折价新幣600。

但是,英语不就只是一个工具吗?个人的成败,公司的盈亏,政党的起落,根本所在,乃是各自的脑力。脑力不行,不管何方神圣的大动作,结局必然淒凉,迨无异议。

反之,出口英语流利,下笔头头是道,不一定就能贏得一切。当年顏清文律师的破產,乃至出现「银行的授权书没有凭据1949年授权法令註册」的咄咄怪闻。(页91)

然则,顏清文律师的体验,始终不能唤醒这个族群固有的偏见,前不久甚至还有高人主张开设独中剑桥班云云。

顏清文律师谢世就快五年,读传记,思故人,不知还有谁人记得他的「英语是工具,成功靠脑力」的金玉良言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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