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去债务循环周期都以经济崩盘告终，此前通常有通膨与原物料价格攀升的征兆。上次的债务循环周期以二战爆发告终，而目前的债务循环周期从1945年开始，至今已76年！
德国金融专马克．弗里德里希（Marc Friedrich）认为，万物不离其宗，唯「循环／周期」而已；四季变换如此，人的一生也是如此，景气更迭更有历史可供前车之鉴。
政局的稳固有赖稳定的货币系统，而货币要稳定则需要人民的信心。放眼历史，政局的倾覆几乎都与货币贬值连动，而货币贬值的原因不外乎政策失误、贪腐、因战争或社福政策导致国家支出攀升、疫灾、农作歉收、经济衰退。
以罗马帝国为例。罗马帝国曾经为控制通膨大量造币，大量造币的结果必须减少铸币时使用的金银比例，结果使得人民对货币失去信心，社会动荡不安。为了安抚人民，政府提出许多社会福利政策。然而国家财务入不敷出的情况下，政府只能巧立名目增加税收，结果反而增加一般人民的税赋负担。最后，超过20％的罗马帝国人民的生计依赖国家发给的社会福利或补助金。
这样的「面包与（金钱）游戏」对现代人也不陌生。以德国为例，该国是目前全球税赋负担最重的国家，且据估算，2021年德国国家的财政支出中，预计高达40％用在劳工与社会福利上。
另一个警讯是公共支出过高的问题。比如2020年德国的公共支出占（GDP）比大幅攀升至52.2％，同期法国和比利时也创下超过60％的纪录。
公共支出占比过高的问题在于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变大，已经从裁判的角色自己跳下场当起球员，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。因为当国家为经济发展负起主要责任时，就是这个经济体失控的讯号。另则，国家高度参与经济，难免落入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圈套，然而，无论社会主义或计划经济，两者都已经是被判出局的经济策略。
人为何无法从过去学到教训？
有一种观点认为，景气循环一轮是90年时间。若以这个观点看，90年后，甚至不用到90年，先前见证过冲击的世代已经不在，无法将过去经历过的错误传承给下一代。即便书中有纪录，多数人仍会心存侥幸地认为：「这次情况不一样。」为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开脱。
然而，从多方角度检视，不该再心存侥幸的理由：
以债务循环的角度来看，平均而言，短期债务循环的周期约是5到8年，长期债务循环的周期为50至75年。桥水基金创办人Ray Dalio在其著作《大债危机》中也有相关论述。
过去的债务循环周期都以经济崩盘告终，在那之前通常都有通膨与原物料价格攀升的征兆。上一次的债务循环周期以二次大战爆发告终，而目前的债务循环周期从1945年开始，至今已经76年！
再来看历史上的权力更迭。历史上的帝国／强权（Supermacht）往往因为声望带来人民对其货币的信心，进而推升这个强权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。若放在今日就是美国与美元。然而，近年美国和美元的地位已然受到中国的威胁。
此外，还有投资、房地产等方面各种迫近的泡沫化。比如以巴菲特指标和托宾Q理论检视，目前股市或公司市值普遍有被过度高估的情形。
超级循环周期：景气循环的长波理论
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曾提出长波理论（Kondratjew Zyklen）。该理论由熊彼得（Schumpeter）加入「技术创新」的诠释版本，大致是说：一个景气循环周期约为40到60年，亦即所谓的超级循环周期（Superzyklus）。在这个周期内，会有一个被追捧的基础创新技术（Basisinnovation）吸引一波投资热潮。待这项基础创新技术普及后，投资大幅缩减，经济也开始衰退。同时下一个创新技术也在酝酿崛起。（因此，策略创新技术并非造成长波段的原因，而是长波段推演的结果）
从康德拉捷夫长波理论检视并分析自1750年以来的五次「长波段」景气循环。（目前处于第五次「长波段」景气循环的低点。）此刻该思考的是：基础创机技术如何克服策略匮乏（生产要素匮乏）的问题。而策略匮乏的可能原因，归结有三：
（1）物质性匮乏（如石油等原物料用尽的问题）；
（2）结构性资源的匮乏（如资金短缺）；
（3）当前技术无法满足需求（因此数位化、工业4.0等概念运应而生）。
结论：康德拉捷夫的长波周期越长，利润就会越低。只有技术上跃进式的提升才能解除策略匮乏问题，并持续推动经济成长。可惜的是，人在当下往往不知道该为当前技术注入何种技术（或新的原物料来源）才能带来跃进式的升级效果。
除了原物料短缺外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议题是垃圾问题。据估算，2050年起海洋中的塑胶垃圾将比鱼类还多！当然，一旦没有了石油，塑胶也将成为历史，不过这又是另一个议题了。而在那之前，我们该注意到的是：原物料、回收事业与能源即将站上下一个超级循环周期的舞台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