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抗疫期间，罗兴亚难民课题被推上风口浪尖，超过80％的罗兴亚人的工作都以日薪制为主，他们也在这波疫情下受害。
根据记录，在大马注册的罗兴亚难民约10万人，非政府人道组织及研究机构都相信，若加上没注册的罗兴亚人，大马的罗兴亚人口达25万人。
大马人道关怀组织职员张安翔接受《东方日报》访问时说，罗兴亚人会聚集在一些工作机会比较多的州属，比如说雪兰义、柔佛、彭亨州关丹、槟城及霹雳怡保等。
他透露，超过80％的罗兴亚人的工作以日薪制为主。与其他弱势群体一样，罗兴亚人都是手停口停的状况。
“就我所访问在华人新村的罗兴亚难民，其中一人在咖啡店工作，一天的日薪是16令吉，一个月的收入才几百令吉，行动管制令进入40多天，可想而知他们的窘况。”
张安翔说，行动管制令的前三个阶段，国人要获得口罩和洗手液都很困难，罗兴亚人更没有机会获得这些资源。
在笨珍北干那那长期从事协助罗兴亚难民的“难民食物救助”（refugee food drive）义工周桂叶说，在疫情之下，国人还可以获得政府的协助，反观罗兴亚人，除了人道组织输送物资，几乎没有其他管道获得援助。
“因此说罗兴亚人获得政府资助，抢夺了大马人的资源，并不确实。”
他透露，根据该组织记录，柔州罗兴亚难民达2550人，分布在新山（900人）、北干那那（400人）、居銮（250人）、麻坡（150人）、古来（400人）、哥打丁宜（350人）及峇株巴辖（100人）。
除了食物救助，周桂叶表示，该组织也为罗兴亚难民家庭开设学校，让他们的孩子可以接受接育。
“一些本地商店喜欢雇用罗兴亚人，因为他们是穆斯林，即便没有身份，也不太会遭警察来对付。其实罗兴亚人很勤劳，并非其他人口中形容的好吃懒做。”
罗兴亚难民4原因成火药
从政策上来说，我国没有“难民”这个词，难民常被归纳在非法外劳的组别。
虽然我国没有签署联合国难民公约，张安翔认为，这不该成为借口，因为政府可以自行出台难民法，因为为数不少的难民在大马居住多年，如何处理该社群非常急迫。
“在谈及难民的时候，大马人首先必须厘清什么外劳、难民及政治庇护者的定义。罗兴亚人偷渡来马，涉及边界及海域的控管。其实，偷渡集团是特定人士的大生意。”
他认为，在面对非法外籍人士偷渡，我国需实行人道控管，包括让他们在地隔离，以大马人的利益为先，并非对他们视而不顾。”
张安翔也认为，罗兴亚难民在大马抗疫期间被污名化，要改变这样的情况，则需要靠公众、非政府组织及政府多方面的合作。
过去基于宗教因素支持收留罗兴亚难民的马来穆斯林社群，如今也众口一致反弹，不但不认同收留难民，还为罗兴亚人贴上各种标签。
4月5日，202名罗兴亚难民偷渡进入浮罗交治水域，引起网民挞伐。4月16日，大马军方阻止另一艘罗兴亚难民船靠岸，再次引发对罗兴亚人的讨论。
针对罗兴亚难民再次于大马抗疫期间，被推上风口浪尖，张安翔梳理出4大原因，首先是行动管制令之下，大马穆斯林群体的经济及心理压力比较大，导致他们在罗兴亚难民的课题上无法以理性评论。
“其次，很多穆斯林也被人煽动，担心罗兴亚人会好像以色列复国主义一样，住久了就会霸占马来西亚。”
张安翔续指出，第三个原因是罗兴亚人成为大马政治角力的课题。我国发生“政变”后，国盟政府主政，一些希盟政治人物以罗兴亚人偷渡船为课题，质问纳吉及伊斯兰党主席拿督哈迪阿旺，是否要再次收留难民，引起双方激烈交锋。
“最后一个令罗兴亚人再次受到大马人歧视的原因，则是一些想要出名的在地罗兴亚领袖，故意发表极端言论，以满足自身的名利需求。他们将援助视为理所当然，引起马来人的反弹，这样的言论不但不负责任，更缺乏外交观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