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郑庭河
曾几何时，国內的一些「公立」学校长久面对资源分配不公的事实，已经「平常」到不值得高调突出、渲染，以免令某些人「敏感」或「难堪」。
更离谱的是：本应以揭露、探討、追究社会不公、体制缺陷为己任的媒体，有的竟急于替当被问责者转移视线、模糊根本，以求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无，甚至为之不惜涉嫌扭曲、玩转某些批评者的原意和论点。
质言之，制度化的分配不公，本就是不折不扣的「政治化」课题，但某些论者和媒体却试图借「政治化」之「罪名」来抹黑、贬斥批评者，责怪其不该把外国人的「善举」政治化。
如此对当权者之政治设计和手段高度「宽容」或「无感」，却对属于「反对派」之政党或非政府组织，时而尖刻、龟毛的政治批评或抗议高度「不容」和「敏锐」的態度，实在叫人有点纳闷。
言论需有凭据
任何人，包括外国人对教育的无条件善举，乃眾所乐见之事，应该不会有头脑或心態正常者去质疑、谴责、阻挠之。
惟即便某些人要从中「借题发挥」去埋怨、批评、揶揄或提醒政府，只要有根有据，不牵强附会，实也不算什么「大逆」或「大过」之举。
然而有些论者，甚至媒体就是连借题发挥也不容，还试图诬指——或通过玩转言论、编织印象来给借题发挥者「背黑锅」，蓄意把其描绘或影射为「搞事者」，包括要「破坏」善举本身。
没有人会认可无凭无据、牵强附会的借题发挥，那是对被针对者的不公，所以应当被谴责、杯葛，如说坊间某些人对「阿拉字眼」、「犹太人」、「十字架」、「无猪肉」、「暴露」等莫名其妙的「超现实」解读。
然而，若是有不少数据以及个案可以佐证的政治痼疾，就连只是通过发言来借题发挥都不行，那实在叫人不得不为这个社会的思维和舆论「健康」感到困惑和忧虑。为何不能、不敢「冒犯」实行制度化不公的权势，甚至还要替其「救火」呢？
也许部分人长久被施加言论和思想高压之后，逐渐不自觉地对施压者產生斯德哥尔摩情结——甚至不惜替其掩护、辩护、卸责、开脱？或说尤其害怕、惶恐、「不自在」于任何感觉上对权势者「不敬」的行为，只怕会「越搞越糟」，以致连卑微、苟且的「偷安」也不行，所以要严谴之？
当生產和管理资讯者越来越对截然、森然的不公现象採取「不搞事」的低调、隱晦、乡愿、绥靖態度，甚至还间接助其「常態化」、「小事化」，而受眾亦「平常心」以待的时候，可见这社会的「草民病」，著实不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