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年的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（MA63）这些协议，究竟是如何演变出来的？争议性的方面？为何被忽视将近50年？
拉曼大学中文媒体系讲师刘惟诚分享自己的看法。
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，其实就是1963年由英国、马来亚、新加坡、沙巴和砂拉越签订的马来西亚协议（Malaysia Agreement），虽然他和1948年的马来亚联合邦（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）一样，是一份建国协定，但和之前马来亚与英国签订的建国协定不同，它比较多的是保障沙巴、砂拉越和新加坡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里，能够享有的各种自主权益，包括官方语言、宗教、海关、教育、文化、石油税等。
另外，在建国之前，负责起草MA63的科博委员会认为沙巴、砂拉越相比马来亚落后了10到20年，因此沙巴、砂拉越能够享有特别地位，即在20条、18条契约之下，让两地以单独的政治实体（Political Entity）自居，并和新加坡、马来亚这两个政治实体，形成一个拥有四个合作伙伴的国家。
削减权力石油开采税
但随着新加坡在1965年被逐出马来西亚，沙巴和砂拉越出现要检讨MA63的声音，甚至跟随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独立，这令联邦政府开始想办法削减沙巴和砂拉越的权力，并且开始干预砂拉越政治，罢免了砂拉越第一任首长史蒂芬加隆宁甘（Stephen Ningkan）。
然后到了1974年，联邦国会通过石油发展法令，将100%原属于沙巴和砂拉越的石油开采税，重新划拨，并削减成5%，也自此丧失了MA63里原本拥有的石油税自主。
1976年，联邦国会以司法统一和公平两大理由，通过了修宪，正式将沙巴和砂拉越，从联邦宪法下的“婆罗洲州属”（Borneo states）里抽出，改为与半岛11州属同等，正式从建国伙伴的地位降格为州属，也奠定了之后的国家版图。
在这之后的80年代，马来西亚经济开始起飞，人们开始对MA63没有太深的感触，再加上沙巴砂拉越仍享有一定的自主权，比如移民权等，所以对于是否要争取修订MA63的议题，并不在主流之内，再加上马哈迪执政时期的高压氛围， MA63基本上是被所有人，包括沙巴和砂拉越人所遗忘的，更别谈及要争取权益。
阿迪南唤醒砂人争权
正式把MA63议题正式推上人们视野的，是2014年接任砂拉越首席部长的丹斯里阿迪南沙登。
当时，从前砂首长敦丕显斯里泰益玛目处接手政权的阿迪南，必须管理土保党内部的党争，和坊间对泰益政府的不满，再加上2013年的全国大选中，砂行动党破天荒地夺得5个国会议席，是行动党东渡砂拉越后最好的成绩，这让阿迪南觉得必须有一个能够团结砂拉越人的议题，保障土保党政权的同时，也能够推动砂拉越人的政治醒觉运动，所以MA63运动开始重回人们的视野，722独立日，也是在MA63运动的框架下达成的。
2018年变天，为了要保障政权的稳定性，以及持续获得砂拉越人的支持，所以由希盟主导的联邦政府开始履行承诺，着手处理MA63，而砂国阵解散，并成立砂拉越政党联盟（GPS）后，砂拉越的执政党完全摆脱了联邦政治影响，在争取砂拉越自主权方面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，喜来登事件后，联邦政府的版图改变、政局也高度不稳定，所以联邦政党必须依赖砂政盟的支持，这也持续地让MA63有更大的空间，直至2022年大选，团结政府的成立，砂拉越获得分配一个副首相职务后，MA63就开始有进展了，对于合作伙伴的修宪动作，也已经完成。
总而言之，为何MA63被忽视了50年，刘惟诚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因素，其会被忽视有两点，首先，就是马来西亚经济起飞、政治稳定的时期， MA63并没有太大的议论空间，第二点，国阵执政期间政权相当稳定，来自沙巴砂拉越的党团是否会供给政治信任（Supply Confidence）并不是议题，因为他们都是国阵成员党，自然也没有反对支持联邦国阵的选择。在这两个因素下，MA63自然没有空间。
所以在2020年喜来登事件后，政治陷入动荡，就排除了这两大因素，联邦政党需要沙巴砂拉越党团的政治信任了， MA63就开始有进展了。